为什么四渡赤水，被公认为人类军事史上的巅峰神作？
1935年3月的黔北，中央红军刚打完遵义、娄山关，队伍喘了一口气，可这口气并不长。
蒋介石已经把重庆作为督战中心，中央军周浑元、吴奇伟纵队压上来，川军、黔军、滇军也在各自地盘上堵路。胜仗刚落地，新的选择就摆到桌上：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。
四渡赤水最耐看的地方，可以从这个没有打成的目标看进去。
一支疲惫的队伍，怎样在“再打一仗”的冲动面前停下来，决定了后面还能不能活着转出去。
打鼓新场在黔西北一带，附近有黔军尤国才部。
林彪、聂荣臻当时提出以主力向打鼓新场、三重堰一线行动，消灭那里的敌人。这个建议并非凭空冒险，红军刚取得二占遵义的胜利，部队士气有所恢复，黔军战斗力也弱于中央军。
可战场从不只看眼前一个目标。毛主席反对进攻，理由很硬：红军赶到那里需要时间，滇军可能接上来，周浑元部也会从侧面压迫。红军一旦被拖住，胜利的热度很快会变成包围圈里的烟。
这次争论的锋利处，在于少数意见没有天然胜出。
会议一度通过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，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也被取消，由彭德怀暂代相关指挥职责。红军当时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更集中的前线决策机制，军事问题放在扩大会议上表决，速度慢，责任散，战场却不会等人。
敌军电令和纵队运动每天都在变化，红军多耽误一个晚上，山口、渡口、道路就可能多一道敌人。
变化出现在第二天。
经过重新讨论，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被取消。
3月12日前后，中央决定由周恩来、毛主席、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，负责指挥军事行动，周恩来负总责。这不是一个好看的名义调整，它直接关系到命令能不能跟上脚步。
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没有稳固后方，没有充足弹药，也没有大纵深阵地，能依靠的就是判断、速度和突然性。指挥一慢，所有优势都被敌人的兵力吞掉。
这道被取消的命令，把四渡赤水的内核露了出来。它不是靠神机妙算一路赢到底。土城一仗敌情判断偏轻，鲁班场进攻也未能达到歼灭周浑元部的目的，红军付出不小伤亡。
可难得的是，指挥层能把失败迅速转成下一步行动条件。
土城之后，一渡赤水是脱离不利战场；鲁班场之后，三渡赤水把敌人引向川南；敌人向古蔺、叙永一带聚拢时，四渡赤水又折回黔北。这里没有一条笔直的胜利线，只有不断修正后的活路。
蒋介石的优势很明显。他能调动中央军、川军、黔军、滇军，能要求各部构筑碉堡线，能用多路合围压缩红军活动范围。可这种优势也有笨重的一面。
几十万人的调动要靠电令、道路、粮弹和地方军阀配合，任何一个判断偏差都会让兵力扑空。
毛主席抓住的正是这一点：红军不在敌人指定的地点决战，而是让敌人不断修改自己的判断。
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，主力就秘密转向；敌人向川南压去，红军已回到赤水东岸。
红九军团在马鬃岭一带的佯动，也不能只看成热闹的迷惑动作。它承担的是掩护主力离开敌人视线的任务。主力南下突破乌江后，又以威逼贵阳的姿态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部东援。贵阳当时兵力空虚，蒋介石本人又在城内，调兵救贵阳就成了自然反应。
滇军一动，云南方向的门缝打开，中央红军随即西进，威逼昆明，再转向金沙江。这几步之间，红军没有消灭敌人主力，却让敌人的主力一次次跑错方向。
四渡赤水被称为巅峰神作，不能只看四次渡河的路线图。
河只是地理，真正承受压力的是指挥系统。打鼓新场这次未遂进攻，恰好显示了红军最险的一面：胜仗之后仍可能误入硬碰硬的局面，内部争论也可能拖慢行动。它也显示了红军后来能转出来的原因：错误可以被承认，命令可以被撤回，指挥可以在战场压力下重新集中。
对一支弱军来说，这比多拿一座城还要紧。
到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，跳出川、黔、滇边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。这个结果，不是某一次冲锋换来的，而是许多次不打、改打、佯动、急行军叠出来的。
打鼓新场没有成为一场战役，却成了理解四渡赤水的一把钥匙。
它让人看到，所谓高明的指挥，有时不是把每一步都算成胜仗，而是在最容易被胜利带偏的时候，把队伍从一条危险路上拉回来。
赤水河水来回流广东配资炒股，中央红军最终带走的，是重新掌握主动权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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